一、法治思维的概念梳理 理论研究认同法治思维是一种区别于人治思维的治国理念，并在此基础上从规制权力、保护权利、遵守规则和依法裁判四个角度分析法治思维的概念。
在这些事件中，战时叙事仍是十分重要的动员话语。当然，随着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成为世界主题，中国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远离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面向真实敌我斗争的国家动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8]对个体权利保护的忽视则可能损害法治的根本价值，并使应急行动本身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证成其正当性。有鉴于此，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除了对那些确有违法违纪、渎职失职的官员应当及时追究责任外，对于纯粹被认为应急绩效不佳而面临问责压力的官员来说，可以考虑采取如下的延时性评价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该官员通过公开道歉等危机沟通方式能够回应舆情，应允许其继续履职以观后效。当然，这样做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这些官员接下来也有可能干得更糟。[25]参见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页。[18]参见林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准备的法律保障》，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5期，第154-158页。
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容忍付出更多的代价。由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性质，以及其自身具备的优点，政治动员模式在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治理上仍然发挥主导作用。简单的人工选择对于精致的生命而言是粗糙的，毕竟受限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和认知水平的限制，人类尚且无从参透生命进化的奥秘，但将基因编辑限缩于修复特定基因突变、治疗特定罕见基因疾病，仅仅是恢复了个人基因的完整性，而非是简单的人工选择。
就充分的必要性要件，《民法典》和《网络安全法》均对个人信息处理提出了正当、合法、必要的原则性要求，但是该两部法律均未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的充分必要性进行进一步解释和明确。而在微观层面，尊严作为一项人的基本权利或人权的基本原则，如果对一般权利的干预触及人的尊严，并且一般权利不足以抵御这种侵犯之时，才能寻求人的尊严的适用，从而对人权进行完整周延的保护。同时，常见的CCR5基因却可以保护人体抵御一系列病原体，如疟疾、西尼罗河病毒等。其中，本文所讨论的身心健康权主要涉及前三项义务主体，而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及禁止歧视权这三项权利均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交互，因此不可避免对公众行为提出了人权要求。
因此，在审判后通过的《纽伦堡法典》中规定：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在免于酷刑的权利项下，我国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应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我国为防止并惩处未经有关个人自由同意而进行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实验采取了哪些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措施，以及应当充分保障受虐待者的申诉权利、获得赔偿和尽量恢复正常生活的权利。
光谱居中认为受试父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知情同意的能力，可以对选择的后果进行合理的判断，故而也可以参照儿童参与新药临床试验的做法，获批代理同意的资格，但为了保护基因编辑婴儿的利益，受试父母的知情同意应在其知情同意权的部分充分得到制度保障，同时代理同意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例如不应故意限制未来的孩子成年后作出各种生活选择的能力和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在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的义务可以归纳为：其一，针对告知的时间，研究人员应当在临床试验筛选前告知受试者，并且研究人员在试验过程中仍有动态地根据试验进展情况进行及时说明的义务，尤其是在风险情况发生变化时，例如部分受试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应当告知其他受试者，由其决定继续参加试验或是退出试验。这些更专门的保护措施，才可使得这类格外脆弱群体的健康权利得以正常实现。而这正是人的尊严原则所首先要反对和禁止的。
再次，生命伦理的首要原则是有益/不伤害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任何医疗干预措施应用于人体都应当使接受者从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其所承受的伤害。由于其在修正遗传突变、治疗遗传性罕见病和理解早期人类发育方面的优势，这项技术无疑是当代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技术。由于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尚不成熟，尽管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有所降低，但现今该技术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系数依然居高不下，例如可能造成遗传镶嵌现象和脱靶效应、对受试者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情形，应无法得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鉴于纳粹当局曾强迫某些个人接受特定的医学实验，强调征得本人自愿同意方可对其作医学或科学试验也是基于禁止酷刑的这一基本人权的要求。
在法定监护人的代理同意情况下，如果细胞干预临床研究或替代疗法研究进程中有大的风险与受益比的改变，必须重新获得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其次，由于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对象较为特殊，是具有成为人类生命体潜在可能性的胚胎，因此具体的胚胎利用和剩余胚胎的处置问题都需要特殊对待，构成身体完整不受侵犯的特殊要求。
同样，实施编辑的研究人员的科研学术自由也并非毫无限制，我国《宪法》第51条申明任何人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主张开展基因增强是正当行使学术自由权的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为切实保障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健康权，国家不仅需要履行保护义务，防止第三方侵犯健康权，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向格外脆弱的群体，例如基因编辑婴儿群体，提供专门保护。
当有关风险的证据未知或相互矛盾时，须将其作为知情同意过程的一部分，告知孕妇。基于此，本文将以不同主体的人权义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基因编辑中的人权保护问题。其二，作为技术创新的安全阀，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肩负起应有的审查把关责任，全面审查其中的技术风险、伦理冲突、社会影响，作出符合专业水平和公众期待的负责任决策。最后，在得出可以开展研究的结论时，应当提供能将风险最小化的合理管理方式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急预案。必须强调的是，尊严是不受任何限制和克减、不允许存在任何例外的基本权利——这一点甚至比生命权的价值位阶更高，因为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以依法适用死刑剥夺罪犯的生命。在体细胞基因编辑的情况下，基因组的变化仅及于接受治疗的个体。
由此，针对生育自由的限制还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应当充分考察经过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人自然生育的负面影响及其程度，拥有后代的各种替代选择。稍靠右些的观点认为，可以允许仅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授权代际同意，如特定的人类胚胎患有严重的遗传缺陷时。
然而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经过基因编辑的人具有特定性，群体寒蝉效应可能性较低。(二)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权在国际法上同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其次，研究人员应当充分预估该研究对受试者以及相关联个体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健康风险，并对该研究为研究者以及其他关联群体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行比较。应当承认，国家相关部门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曝光后及时进行了合理的处置与应对，特别是在立法上对基因编辑技术和涉及人的生命科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直接回应，从而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基础
这显然说明财产权在中国是服务基本经济制度和巩固、促进公有制的工具。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力，也就会以主人的身份尽完全的义务。(二)现行宪法对大一统底层逻辑的整体继承 大一统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的内容丰富的实体，不能被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对宪法的理解和适用，只有顺应这个转型、适应这个逻辑，才能保持国家发展与宪法规范的高度一致。
尽管唐宋变革后出现独裁专制政治倾向，但皇权也无不处在左右辅弼的制约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宪法对直接民主和普遍代表制的规定。
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中央集权早在秦统一前就在各国开始。
无论是疆域还是民族，现行宪法都从历史中国上直接继承而来。同时，这也导致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不加区分。
从中国历史看，大一统的本质是通过对不同系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内各种要素的有序组织与安排，追求生机勃勃而又井然有序的整体文明状态，达到备极庄严而又元气淋漓的境界，实现中华文明旨在维护民众的安宁与福利的一种大型共同体世界，这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将悠久的历史延续至今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但与议行合一体制不同的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接力中重要一环的国家监察机关，从而实现了自我决策、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的权力运行闭环。现行宪法致力于实现从帝制的大一统向民主共和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它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线结构，二者彼此交织、互相作用，最终统一于宪法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以此为源泉和中心，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其他权力，强化权力来源和权威的一元性、最终性和最高性。民主集中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因为它强调国家权力在性质上的不可分，不同权力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异，都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为追求人民共同利益而存在，只在具体功能上有所区分，分工的目的是最终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统一汲取能力。内藤湖南指出，当时人民出现财产所有的自由化和居住的自由化的两个特点。
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二是最根本的方面，是工人、农民。